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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的起源和流变。作者把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西方思想的这样一种特质，带来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也深刻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内涵。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方面，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高扬人的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在制度设计方面也较为完善，但同时也陷入制度迷信的困境，而且在政治价值领域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

本书对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始终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与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承认规律的不变性，但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从而既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又为事物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本书通过两种思想传统的对比，以及概括介绍海德格尔等当代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提示了一条结合中西方优秀思想资源、超越两者固有缺陷的道路。

绪论理性主义与西方思想传统1

第一章古代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9

一、 对事物“本质”的追求9

二、 “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的方式与思维中的世界16

三、 科学知识及其标准23

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32

第二章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体现39

一、 近代思想中的确定性问题39

二、 霍布斯的简化与“政治科学”的建立46

三、 现代政治科学中的人性58

四、 现代“政治科学”的基本特征65

第三章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价值与困境81

一、 人的自由与失落81

二、 政治的平等与社会的差异93

三、 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及其困境105

第四章中国的“理”与西方的理性114

一、 “理”与逻各斯114

二、 客观的知识与主观的知识122

三、 本质性与可能性129

结束语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超越143

后记149

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美国政府与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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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进，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障碍机制”，即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与特权现象，所以他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方向，而是集中力量试图打破这个“障碍机制”。如何才能打破？那就是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就是翻出陈年旧账，翻出领导人在历史上的错误，事实上把苏联体制作为全社会的对立面，希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改变现有体制和现有的权力格局。这在政治上当然是明显的失策。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家，这么做注定失败。“不断革命”最后的结果，就是“革命者”最后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孔子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指的就是要正确对待历史，也可以说要善待历史，要面向未来。要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休止地否定过去，最后总会挖掉批判者自身的立足之地。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就在这里，他呼唤出否定过去的力量，最后却被这个力量给否定了。

亚里士多德更是一再强调政治家个人判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探讨正义问题时表示，了解正义的一般原则其实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反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环境下，找到使这些原则得以实现的不同方式，这被他称为“衡平”（equity）。衡平之术，才是最高的智慧，即φpòvησis（实践的智慧）。遗憾的是，西方后世的理性主义者发挥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强调统一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部分，而忽视了他们虽然没有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至少没有忽略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可变性的一面。

这样一来，直觉的知识、感悟的知识即超验的知识，以及很多来自经验的知识，就都不能被归入科学，因为它们很可能不符合逻辑规则的要求，也难以用语言进行清晰的表述——当然，这说的很可能就是同一类东西，恰恰因为它们不符合逻辑的要求，所以才不能形诸语言，即类似《庄子》中所说的“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的知识。当然亚里士多德本人很清楚存在着这类知识，而且承认它们的确有其价值，同时也非常有助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比如说他不建议年轻人学习政治学，因为政治学的知识有很多就不是来自逻辑而是来自经验。如果严格按照他对科学的规定，政治学中的那些知识就不能算作科学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科学的对象，是“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例如在观看的同时就已经看到，在考虑的同时就已经考虑了，在思想的同时就已经思想了······好生活就是生活已经好了，幸福就是已经幸福了”。套用这一说法，在学习政治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从事政治了，所以政治的学习本身就是政治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最终目标是让公民养成各种善德。“一切科学和技术都以善为目的，所有之中最主要的科学尤是如此，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全民的共同利益。”因此，政治学注重的不是思辨，而是行动，特别是对人自身的改变，是美德的养成和人格的完善。

因此，从根本上说，并非“思”，而是“我”，这个始终在场的我，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确定性的根本保障，但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确认现世中的而非观念中的“我”，因为无论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目的论意义上有待完善的“我”，还是基督教思想中渴望最终得到救赎的“我”，都无法担此重任。在思想上，这将导致从基督教对堕落的人的全面否定，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对现世的人的全面肯定。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有两种：一是分配的正义，一是补偿的正义。这两种正义具体如何体现，则需要联系不同的政体，因为不同的政体决定了对权力、财富、地位、身份、名望、荣誉等社会资源的具体分配形式即分配正义的原则，从而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对其加以补偿的原则。比如在民主政体之下，分配的正义就是算术平等的原则，比如政治上一人一票的原则，那么补偿的正义就是几何平等的原则，即在做出政治决策或者分配政治权力时赋予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更多的权重；在贵族政体之下，分配的正义是几何的平等，即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能拥有政治权力，那么补偿的正义就是算术的平等，也就是在某些方面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政治或者获得其他社会资源的机会。总而言之，原则上任何政体都必须同时兼顾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面与差别的一面，但不同的政体又应该有不同的偏重，否则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书籍介绍

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的起源和流变。作者把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西方思想的这样一种特质，带来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也深刻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内涵。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方面，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高扬人的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在制度设计方面也较为完善，但同时也陷入制度迷信的困境，而且在政治价值领域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

本书对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始终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与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承认规律的不变性，但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从而既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又为事物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本书通过两种思想传统的对比，以及概括介绍海德格尔等当代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提示了一条结合中西方优秀思想资源、超越两者固有缺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