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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部的突厥影响在李世民之子、太子李承乾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来。他喜好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他不怎么理会传统标准的汉人传统，还是用暴力去对抗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被唐太宗斥责不配当太子并撤去了他的突厥仆人。表面上他收敛了举止，但实际上，他在东宫选取那些貌似突厥人并能说突厥话的汉人侍从。他在郊外建一座毡舍，四周围满了狼头大纛。在一次娱乐活动中，他自己假扮成可汗身死之态，令众人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他经常表现出想搬到草原上去住的想法，在那里可以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李承乾没能实现统治。他于643年密谋反抗其父，被流放，次年死去。

(1)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华北地区（2）中原内部有效的行政体系（3）汉人文官主导的政府决策

在对19世纪哈萨克与吉尔吉斯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俄国人种学家拉德洛夫（Radloff）将游牧民族中的政治组织视为地方性政治在更高联合层面上的复制。基本的序幕单位既是游牧生产单位，也是游牧政治的核心。这些小集团之间的财富与权力的差异使某些人获得领导地位；他们调停集团间的冲突，并将各集团组织起来以抵御或攻击外部敌人。拉德洛夫将更大单位的发展视作野心勃勃的强人将更多的游牧民众纳入其控制之下的尝试。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有目的国的形成，而草原独裁者的权力却是完全个人化的，这源于独裁者自身对一个复杂部落网络的力量与财富的灵活运用。这样的统治者是一个权力篡夺者，而当他死去时，他的个人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通过对非洲游牧制度的比较研究，伯纳姆（Burnham）认为低人口密度与轻易的地理流动性使这种社会中任务组织等级制度的地方性发展变得不再合适。在这些条件下，分散化的对立局面反而能为政治组织提供最有效与可行的模式。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应，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

敲诈所需要的是一种与征服相当不同的战略。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但实际情况是，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例如，回纥人是如此依赖于这种收益，以至于还派军队镇压中原的内部反叛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中原王朝。除了蒙古人之外，“游牧征服”只发生在中原的中央政权崩溃之后没有政府可以进行敲诈之时。

汉朝的战略低估了匈奴联盟的恢复能力以及在草原上取胜的难度。汉人只能设法掌控他们位于匈奴边疆的边缘地带。他们既不能占领整个草原，又不能像他们在南部于西部的征服地区那样，将中原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引入其中。而且，草原上的战争也是一个沉重的...

游牧帝国联盟只是在当有可能将其自身与中原经济相联系时方能存在。游牧民族采用一种敲诈战略以从中原获取贸易权与奉金。他们对边疆地区大肆掳掠并最后与中原朝廷签订和约。中原本土王朝宁愿给游牧民族金钱以让他们走，因为这较之与来去无踪的民族交战更合算。在这些时期，整个北方边疆处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之间。

敲诈所需要的是一种与征服相当不同的战略。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但实际情况是，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

对于单于来说，汉朝奉供的主要价值表现为一种在草原上无甚用途奢侈品资源。每年1万石（约20万升）的酒使单于能够大力款待豪饮无度的追随者。1万匹（合92400米）丝绸奉供成为草原上需求旺盛的汉朝产品，而且在西部，单于也能将其再次分配给帝国中的部落首领们，或者换取别的东西。汉朝将丝缎作为一种通货，在草原发掘的墓葬中有着鲜明例证。

汉朝在对和亲政策的记述中，将匈奴人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夷狄，而且这些人也不准备遵守条约的义务。但通过细致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谈判中，单于有两个目的，首先也是最迫切的目的，是获得用于回馈帝国政治精英们的直接奉供。一旦汉朝提供了这些物品，单于就转而开始要求汉朝朝廷允许普通游牧民在边市交易，以满足这些普通部众的需求。

匈奴需求的先后次序是单于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操控与中原的战与和，保持他在草原上的独特地位。他要将新近政府的部落整合进帝国之中，就必须汇报那些政治精英，并向那些一般部落民众提供离开帝国政府就无法获得的利益。匈奴的每一次侵袭或索求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书籍介绍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本书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