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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一本《吾家小史》，从“ ”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阴影，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 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余秋雨的《吾家小史》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章

一 秘史朦胧

二 秘史渐近

三 还债

四 墓碑

五 朱家小姐

六 乡下

七 那天下雨

八 叔叔二十岁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二 妈妈下楼了

三 夜晚l

四 姨妈和表哥

五 上海的事

六 饥荒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二 同一个省

三 那个冬天

四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六 老人和老N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二 齐华

三 祖母无名

四 在位和退位

五 绣花婴儿鞋

六 和口红

七 逃向海边

八 爸爸的秘密

九 悬崖守护

十 天人对话

归结

一 侍母日记

二 为妈妈致悼词

三 远方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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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 ，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 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 ，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 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 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 二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 ，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 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 ，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 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 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朦胧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

    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 ，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

    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 P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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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能极易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为谣言自戕，不与谣言争辩。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我对谣言的这一系列深刻认知，居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二、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于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

灾难的最后恶果，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是损毁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更是以损毁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流氓，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广大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和亮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过去，记得我的绝交信；他更加可爱地以为，他已经成了文化界的翘楚，而我的存在却掩盖了他的这种地位。正是这些“以为”，使他不停地细读我新发表的每一项文化成果，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有了他心结绵绵而又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他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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